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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5 章（第2页）

“嘶。”

观众们不由不约而同倒吸一口凉气。

朱元璋那样溺爱后代迟早要出事。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弊端。这项政策延续下来，到最后导致了这个结果，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。

但是让人在意的是，在后辈说的这些里，那最后一段——每个字组合起来都教人不可思议匪夷所思呢？

‘拖垮大明’。多么不可思议。只是养那些宗室，居然就是大明垮台的其中一个原因？

众人心中沉重。

很难想象，朱元璋为宗室谋取的这点福利私心，传承下去却成了大明毁灭里不得不说的原因之一。

谁敢信呢？

【一国的财政、经济……何其重要，不夸张地说这是国家的命脉也不为过。

古有管仲用经济战兵不血刃遏制邻国展。

管仲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、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，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，为后世所尊崇。而其他国家为什么会输？根本上就是管仲拿捏住对方的经济，使得对方腾不出手，无法用经济投资改善自身更不要说进步。而管仲则利用这创造出来的机会励精图治，趁机壮大本国。

以《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篇》的衡山之谋为例子：齐桓公问管仲，如何制服衡山国。

管仲回答：让人向衡山国高价买入械器再卖出去，燕国一定会跟着买，秦国和晋国知道了一定会跟着买。天下争着买械器，械器的价格必然会十倍上涨。

齐桓公答应此事，立即按照他说的做，燕国、秦国和晋国也果然跟着买。衡山国王看到这样的形势，跟相国说：“马上将械器价格提高十倍。”全国人民都倾尽财力去生产械器。

而这个时候齐国又派人假装若无其事地去晋国高价购买粮食。各国的人得知，都去齐国卖粮食。齐国花了一段时间收购械器和粮食后，断绝和衡山国的外交。这样各国也纷纷与其断交。鲁国攻占衡山国的南部，齐国攻占衡山国的北部，衡山国看自己已经没有足够械器抗衡两国，只好举手投

降。

2ooo年代，此内容更是被研究者认为是古代“货币战争”的一种形式，即通过提高物价水平，拖垮敌国的经济。[4]

而类似的手段哪怕经过千年，却从来不过时。老祖宗们的摸索实践出来的‘套路’到现在还经久不息。】

经济战是敌对双方为夺取战略优势和战争胜利而进行的经济斗争。主要指战争期间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，也包括和平时期的经济封锁和经济扰乱，通常分为两方面：一是削弱对方的经济基础，迟滞其经济展，打击其经济补给；二是保护己方的经济，加动员和展本国经济，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。

古代战争中断敌人粮秣等各种作战物资的供应，就是经济战的一种方式。在近代和现代战争中，经济战更加受到重视。经济战运用得当的话，可以说能够对战争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。[5]

而我国古代的经济战，最为耳熟能详的那肯定是管仲了。可谓是经济战的经典，也是管仲最早验证了把握他国的经济命脉的可怕。

……

后辈说的他们不是不知道。包括管仲的一些事迹。

管子（管仲）的策略原来到千年以后还活跃吗？只是谁又是那个操控局势的‘管仲’呢。

对于经济战，对于管仲之术，没有一个熟读历史的帝王不警惕。嬴政、刘彻、李世民三人更是警觉异常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在经济战往往是强大者占据上风，这通常也是中原人对外族施展的好戏。

而可笑的是，明朝的经济是从内部瓦解的。简简单单这样一个制度政策，居然能影响一国之经济，到最后拖垮明朝都有他的一份！

实在不可思议。

也实在是难以置信。

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的。哪怕身处不同时空，各朝展过程里经历不同，差异也颇大，可他们却不约而同被明朝的未来敲响了警钟，以他们的能力不难敏锐察觉到其中危机！

但是，却很难想象明末会是这般。可以说，他们是所有观众里受到的冲击最大的，可当他们抬头看着天幕时，对着后辈列出的数字却变得无言又沉默。

这个数字很难让人不沉默。纵使有再多疑问和质疑，可这些在这庞大的数字面前却显得那么渺小。

光就这么粗略看看，这数字就已经足够恐怖了。若是真的落实下来，这样庞大的财政负担，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恐怕比更大。

……

插入其中，介绍了明朝建国伊始带给后人的问题后，岁寒生回归正题，还是回到朱元璋的身上：

【朱元璋设立内阁后，长驻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办公。他们是帮助皇帝处理信件，奏章，分析案情，代写文稿，一级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。

他们有宰相的工作量，但没有宰相的实权。大学士签注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，大学士并不知道。相比宰相们与皇帝之间，他们和皇帝之间距离显然更大。

而他们的意见要靠宦官来转达，这些奏章称为“

票拟”。

因为有这样的程序，这样一来，宦官就有干政的机会。

朱元璋严防宦官，但是他儿子朱棣没有。打破自家老爹设在宦官身上的禁制后，与此同时，朱棣也给后世帝王开了头。

因为他夺得皇位，得到了宦官的帮助，“以为忠於己，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，即位後遂多所委任”。

他掌权以后，更是开始重用宦官，例如派遣郑和、侯显、王景弘等率船队七下西洋，宣扬国威。又设东厂特务机构，交由宦官主持，“令嬖暱者提督之”，“盖明世宦官出使、专征、监军、分镇、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”。[6]

从永乐开始，许多朝臣为一己之权益，往往结纳宦官，来排除异己。宦官之气焰日益嚣张。

后来的几代皇帝也仗重官宦官处理政事的能力，与士大夫集团对抗，这也与第一、二次宦官时期，宦官只以亲近皇帝得以掌权又不一样。

第三次宦官时代，最终由司礼监太监王振揭开序幕。